抗日时期生活大揭密 看看军民都在吃什么

2016-06-28 22:29:48 来源: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-600×50

在抗日时期,物质生活都极其的匮乏。吃不上肉甚至连饭都吃不上都是一种正常现象。在1941年,生活相对较好的重庆工人,每户每月也只能吃两斤肉,1942年,晋陕一代的农民七天八天才吃一顿捞饭,可见其困难。

1941年10月,国民政府社会部统计处在重庆调查了240户工人家庭。结果显示:这些家庭平均每户3.6人,食物支出占到家庭总支出的74%,平均每户每月食用大米6.9市斗,另有少量红薯为辅。蔬菜消费,以白菜、萝卜为最多,平均每月各消费12斤左右,其余如魔芋、莴苣、青菜、南瓜、榨菜等,每月消费也在2-4斤左右。但肉类消费极少,平均每户每月仅消费猪肉2斤左右,蛋类平均每月消费不足3枚,牛肉、鱼肉等则少到可以忽略不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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距离前线较远、且非政治中心的昆明,民众的生活状况要好一些。1940年,昆明的“普通户”,大多一日两餐,偶而还能有晚间宵夜。这些“普通户”多是五口之家,平均每月食用大米15升,猪肉7.5斤,蚕豆60斤,莴笋60支,豆腐150块,猪油、香油、酱油各7.5斤。其中,蚕豆、莴苣等,随季节不同而由其他菜蔬替换。

1942年,晋陕一带的农民,常常“七天八天才吃一顿捞饭”

至于农民的饮食状况,可以参考张闻天1942年的“晋陕调查”。张调查了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的八个自然村。其结论是:

“中农家庭从阴历正月初一到十五,和二十三日,能够吃些米窝窝、糕、捞饭、高粱饺子,间或吃一两顿面条,几斤羊肉或猪肉。其余,除二月初二吃一顿捞饭或高粱饺子外,直到清明早晚都是黑豆糊糊和酸菜,隔上七天八天才能吃一顿捞饭。惊蛰后,农业劳动开始,早晚黑豆糊糊里放些炒面,或带些炒面做点心吃。清明后开始吃三顿,早饭吃些散面谷垒,糠窝窝;午饭黑豆糊糊里加些炒面;晚饭吃黑豆糊糊,菜仍是酸菜和蔓菁。三、四月有了苦菜,即把苦菜伴在黑豆糊糊里吃。六月以后吃南瓜。七月吃豆角子,一直吃到八月半,山芋下来时,还吃些山芋。秋收后,又只吃二顿,又是黑豆糊糊和酸菜,七天八天才吃一顿捞饭。

“贫农吃得比中农差,黑豆糊糊要稀,捞饭更少吃,吃瓜菜、洋芋更多。到青黄不接时,还要挨饿。富裕中农则吃的又比中农强些。黑豆糊糊要稠,散面、炒面吃的多,捞饭三、四天吃一顿,瓜菜、洋芋吃的少,过年还能吃馍,平常还有炒“菜”,吃些油。”

“黑豆糊糊”,即将黑豆磨成小块,加水煮。“捞饭”,即将小米加水煮至八九成熟,捞出再焖成干饭。张闻天说,黑豆糊糊“是这里农家一种最普通的食品”;至于捞饭,“这里的老百姓均认为是很贵重的食品。穷人每年只能吃几次。每星期能吃几次的,那只有富裕中农。”

在陕甘宁边区,饮食条件最好者,当属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。该校学员都是日军俘虏或投诚者,为反战需要,在伙食上对其相当优待。据该校“生活委员”中小路静夫保留的一份1940年前后的“一周食谱”,其周一饮食如下:“早饭:羊肉炖萝卜,炖牛肉·豆腐·白菜·粉条,西红柿汤。午饭:面条。晚饭:素炒青菜,炖白菜,猪肉丸子汤。”其余六天,水准大致相同,唯菜谱有异。主食最初是小米,后升级为馒头、面条,一周还可以吃一次大米饭。因为每天都供应肉,学员们过意不去,曾提出“最好早饭不吃肉菜”的请求。

至于敌后根据地军民和沦陷区民众的饮食状况,可参考戎子和1941年的一份报告。戎在报告中提到:晋冀豫边区的敌占区部分,日军实施“余粮归公制度”,除最低食用额度外,农民所有粮食均被收缴,“亲戚家人往来,还要带粮,不然就要饿肚子”。根据地的军队,每人每日可吃油三钱、吃盐二钱,并有少量菜蔬;政府与民众团体的工作人员,可吃到少量菜蔬,但油、盐无保障。至于民众,“虽然也没有油吃,但总还有蔬菜吃啊”。

在抗日时期,物质生活都极其的匮乏。吃不上肉甚至连饭都吃不上都是一种正常现象。在1941年,生活相对较好的重庆工人,每户每月也只能吃两斤肉,1942年,晋陕一代的农民七天八天才吃一顿捞饭,可见其困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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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1年10月,国民政府社会部统计处在重庆调查了240户工人家庭。结果显示:这些家庭平均每户3.6人,食物支出占到家庭总支出的74%,平均每户每月食用大米6.9市斗,另有少量红薯为辅。蔬菜消费,以白菜、萝卜为最多,平均每月各消费12斤左右,其余如魔芋、莴苣、青菜、南瓜、榨菜等,每月消费也在2-4斤左右。但肉类消费极少,平均每户每月仅消费猪肉2斤左右,蛋类平均每月消费不足3枚,牛肉、鱼肉等则少到可以忽略不计。

众所周知,抗战之胜利,乃全国军民艰苦奋斗所致。此种艰苦,虽尚无全面的数据统计,不过,以饮食为切入口,也不难窥见其具体程度如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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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0年,高级公务员王子壮哀叹吃不上肉,青菜也将要吃不起

距离前线较远、且非政治中心的昆明,民众的生活状况要好一些。1940年,昆明的“普通户”,大多一日两餐,偶而还能有晚间宵夜。这些“普通户”多是五口之家,平均每月食用大米15升,猪肉7.5斤,蚕豆60斤,莴笋60支,豆腐150块,猪油、香油、酱油各7.5斤。其中,蚕豆、莴苣等,随季节不同而由其他菜蔬替换。

1943年2月20日,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在重庆曾家岩蒋介石官邸用餐,九人四菜,严重不够吃。徐触景生情,当天在日记中不无感慨地写道:“物价骤增。限价前猪肉十六元一斤,限价为十四元,结果未出三、五日即涨至二十余元,有时二十五元也买不到,其他似之。而布与糖很难买到,现在除米、面较战前为八十倍左右,(如战前面三、四元一袋,今则二百五、六十元,尚系黑面,)其余百倍至几百倍。”①

1942年,晋陕一带的农民,常常“七天八天才吃一顿捞饭”

徐永昌所谓的八十倍、百倍、几百倍,乃是对抗战中后期大后方通货膨胀的真实描述。这种通胀,对普通公务员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影响最大。连铨叙部次长王子壮这样级别的公务员,也早在1940年就开始哀叹吃不上肉,青菜也快吃不起了。王在日记中特别对比了自己和“商人之妇”的不同处境:

至于农民的饮食状况,可以参考张闻天1942年的“晋陕调查”。张调查了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的八个自然村。其结论是:

“日前在民众防空洞得见一小商人之妇,一人而购二十元之猪肉排骨之类,煮于会饭之中,米饭殊少,但肉食耳。再看知识阶级公务员及教育界,以收入日绌,面有菜色,是国家之菁英,竟不得充分之营养,食平价米既多粗劣,青菜已达一、二元一斤,遑论肉食。即青菜亦将无法购取足用也。余上月收入一千一百元,支出一千六百元,不敷达五百元,因余负担全家十三人之饮食,此盖最低数。”②

“中农家庭从阴历正月初一到十五,和二十三日,能够吃些米窝窝、糕、捞饭、高粱饺子,间或吃一两顿面条,几斤羊肉或猪肉。其余,除二月初二吃一顿捞饭或高粱饺子外,直到清明早晚都是黑豆糊糊和酸菜,隔上七天八天才能吃一顿捞饭。惊蛰后,农业劳动开始,早晚黑豆糊糊里放些炒面,或带些炒面做点心吃。清明后开始吃三顿,早饭吃些散面谷垒,糠窝窝;午饭黑豆糊糊里加些炒面;晚饭吃黑豆糊糊,菜仍是酸菜和蔓菁。三、四月有了苦菜,即把苦菜伴在黑豆糊糊里吃。六月以后吃南瓜。七月吃豆角子,一直吃到八月半,山芋下来时,还吃些山芋。秋收后,又只吃二顿,又是黑豆糊糊和酸菜,七天八天才吃一顿捞饭。

1941年,生活相对较好的重庆工人,每户每月也只能吃两斤肉

“贫农吃得比中农差,黑豆糊糊要稀,捞饭更少吃,吃瓜菜、洋芋更多。到青黄不接时,还要挨饿。富裕中农则吃的又比中农强些。黑豆糊糊要稠,散面、炒面吃的多,捞饭三、四天吃一顿,瓜菜、洋芋吃的少,过年还能吃馍,平常还有炒“菜”,吃些油。”

除商人外,工人是重庆受通胀影响最小的群体,但他们的生活也相当困顿。1941年10月,国民政府社会部统计处在重庆调查了240户工人家庭。结果显示:这些家庭平均每户3.6人,食物支出占到家庭总支出的74%,平均每户每月食用大米6.9市斗,另有少量红薯为辅。蔬菜消费,以白菜、萝卜为最多,平均每月各消费12斤左右,其余如魔芋、莴苣、青菜、南瓜、榨菜等,每月消费也在2-4斤左右。但肉类消费极少,平均每户每月仅消费猪肉2斤左右,蛋类平均每月消费不足3枚,牛肉、鱼肉等则少到可以忽略不计。

“黑豆糊糊”,即将黑豆磨成小块,加水煮。“捞饭”,即将小米加水煮至八九成熟,捞出再焖成干饭。张闻天说,黑豆糊糊“是这里农家一种最普通的食品”;至于捞饭,“这里的老百姓均认为是很贵重的食品。穷人每年只能吃几次。每星期能吃几次的,那只有富裕中农。”

距离前线较远、且非政治中心的昆明,民众的生活状况要好一些。1940年,昆明的“普通户”,大多一日两餐,偶而还能有晚间宵夜。这些“普通户”多是五口之家,平均每月食用大米15升,猪肉7.5斤,蚕豆60斤,莴笋60支,豆腐150块,猪油、香油、酱油各7.5斤。其中,蚕豆、莴苣等,随季节不同而由其他菜蔬替换。④

在陕甘宁边区,饮食条件最好者,当属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。该校学员都是日军俘虏或投诚者,为反战需要,在伙食上对其相当优待。据该校“生活委员”中小路静夫保留的一份1940年前后的“一周食谱”,其周一饮食如下:“早饭:羊肉炖萝卜,炖牛肉·豆腐·白菜·粉条,西红柿汤。午饭:面条。晚饭:素炒青菜,炖白菜,猪肉丸子汤。”其余六天,水准大致相同,唯菜谱有异。主食最初是小米,后升级为馒头、面条,一周还可以吃一次大米饭。因为每天都供应肉,学员们过意不去,曾提出“最好早饭不吃肉菜”的请求。

1942年,晋陕一带的农民,常常“七天八天才吃一顿捞饭”